▲夜晚，永定门两侧马路上的车流，这里是北京中轴线的最南端。（视觉中国 / 图）
“这里才是独属于北京的样子”。张荣意识到，“政府希望通过中轴线申遗做一个抓手，来解决北京老城的保护问题”。北京老城的保护，不仅仅包括文物单位内的腾退，也包括老城内民宅的腾退。“世界遗产的趋势一定是和当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密切，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和当代人的生活联系。”
文｜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责任编辑｜刘悠翔
雨燕是一种每年春夏都会光顾华北平原的候鸟，它们在老木构建筑里筑巢、繁衍，到了秋冬时节，它们再次向南飞去，最远可以到达非洲。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老城楼，是很多雨燕在北京的一个固定的家。每年春天，从非洲远道而来的雨燕，从高空俯瞰，想必一眼就能认出这条梁思成口中带着“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的中轴线。
人类围绕这条中轴线的生活则更加繁忙。独立设计师吴桐每天都会“穿越”中轴线，对她来说，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她的家和办公室都在老城的二环内，经常去的故宫就在中轴线最核心的位置，周末常光顾的Pageone书店在中轴线上的前门北京坊，去什刹海也会路过人头攒动的钟鼓楼，她很喜欢这种现代生活与古城痕迹交混的生活，她觉得“这里才是独属于北京的样子”。
2024年，这条和无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北京中轴线，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长达7.8公里的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向南经万宁桥、景山，过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穿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直至南端永定门，分列中轴线东西两侧的还有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15个遗产点严整排列，犹如一部精心编排的交响曲。
“重叠的山水空间”，吕舟更愿意用这个意象去想象中轴线。吕舟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也是这次申遗文本编制项目的主持人，为中轴线的成功申遗贡献了重要的学术支持。在吕舟看来，那些层层叠叠的高大建筑与水系构成的空间序列，像一个微缩的“世界图景”，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将观者置于“万山来朝”的壮美之中。
在漫长的帝制时期，一个又一个都城被统治者规划、建造，继而摧毁。从曹魏邺城开始，正式出现了城市中轴线的形态。后来的唐长安城，宋汴京城等，都出现了城市的中轴线。这些城市都已经湮没在历史中，而北京是目前留存中轴线最为完整的一座古都。
吴桐曾经想象过一位古代的使节行走在这条“建筑节奏控制得相当精彩”的中轴线上：从南方永定门进城后，建筑密度逐渐增加，途经正阳门、大清门，之后是狭长的千步廊，再经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直到太和殿广场，视野豁然开朗，建筑群在干净的地平线上横向铺展，“可以想象他抵达太和殿时的体验是怎样的震撼”。
这种节奏就是秩序。申遗项目的正式名称里，“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几个字，成为了申遗文本的核心理念。如今北京城的前身元大都的设计者为刘秉忠，他是忽必烈的近臣，更熟悉儒释道各家经典。他参考了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的都城制度，将区域内不太重要的建筑全部拆除，平地而起，建造了一座以中轴线建筑群为核心的壮丽都城，“强烈地表现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都城核心建筑的道德意义和构建国家秩序的象征性”。吕舟说：“朝廷、宫室表达了等级秩序，钟鼓楼反映了通过对时间的管理构建社会生活秩序的城市管理体系，各重城门则是这种社会生活秩序的体现。北京中轴线构成了对秩序的清晰表达，它是中华文明的独特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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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提前11年实现目标
吕舟2023年3月在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做“世界遗产与北京中轴线”主题讲座。（视觉中国 / 图）
一开始，没有人会想到中轴线能这么快申遗成功。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夏凡一直关注着中轴线申遗的进程，他目前的工作——带领讲解北京中轴线的研学团，也让他格外关注中轴线的各种新闻。
中轴线上的15个遗产点，此前已经有三个世界遗产，包括故宫与天坛两个独立申请的世界遗产，以及万宁桥——2014年大运河世界遗产的遗址点之一。
平时夏凡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也都在琢磨：“我们的申遗到底能不能成功？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我们这个遗产能不能认可？”
抱有这样疑虑的人不止夏凡一个人。每一次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都有着漫长的培育时间。厦门鼓浪屿的申遗，吕舟带领的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团队就是主要的参与方，整个申遗过程历时12年。
一个项目先要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之后国家文物局会挑出做得最好的、最成熟的进行申报，其间会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预审，还有多轮的专家考察。
北京中轴线是2012年被列入预备名录的，同样候选的中国文化遗产如今还有三十多处。
吕舟记得当时北京市政府给的目标是2035年申遗成功。“政府做判断的时候，需要考虑多方的因素，因为它需要动员极大的力量，特别是在北京的中心区，这个地方的管理就更为复杂。是否具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可能性，需要深入的论证过程。”吕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8年、2019年开了两次国际会议，“就是一个论证过程，我们把北京中轴线放到国际层面，请世界遗产领域资深的专家来进行论证。”被邀请的国际专家们在经过现场考察和对北京中轴线申遗文件的讨论后，对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工作表达了极大的兴趣和支持的态度。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评审世界遗产专家组的联合主席认为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工作具备在两三年之内申报的条件。
ICOMOS是一个致力于保护世界各地文化遗产的专业协会，在全球有超过10000名会员，会员多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工程师、人类学家，它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世界遗产提供专业的学术建议。
经过这样的论证，北京市政府和整个申遗团队加快了步伐。2019年9月，北京市文物局正式印发了《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下称“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到2022年，各种工作按部就班开展，2023年迎来国际专家的考察，2024年申遗成功，“基本按照时间表完成了”。
四个遗产点重叠的问题在世界遗产大会上并没有成为问题。“中轴线强调的是整条轴线的价值，它对于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能简单理解为是重复，”夏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天坛代表了中国的祭祀文化，是祭祀建筑群的体现，故宫体现的是皇家古典建筑群，而中轴线体现的是整座都城规划设计的秩序理念。”
在7月27日的大会现场，ICOMOS另外提到了中轴线上部分建筑因改建或重建而受到损害。这也是很多像夏凡一样的历史爱好者的担忧，“永定门的城楼是复建的，原本的永定门古迹在1950年代被拆除，新的建筑还能参加世界遗产的评选吗？”
对于ICOMOS的这个意见，现场多国代表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希腊代表首先发言，认为“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是平衡且对称的，这也和北京中轴线整个风格一致。我们也看到在重建的过程中，都遵循了原来中轴线上的建筑风格”。
此后，黎巴嫩、赞比亚、塞内加尔、土耳其、哈萨克斯坦、阿根廷、日本、越南、韩国等18个国家代表表达了和希腊代表一致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天安门现代建筑群和重建的永定门“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帝制到现代社会的历史连贯性”，“它们是北京中轴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整个讨论过程持续了40分钟。
“重建的永定门与古代永定门之间的价值差异，是讨论的焦点。”吕舟说。但吕舟的阐释角度不一样，“从文明的延续性的角度来阐释，复建后的永定门是北京中轴线南端的标志，并不是说它是明代的建筑。所谓的真实性是一个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复建的就要说是复建的，不要给人误导。所以这里面并不存在真实性的问题。”
在现场，塞内加尔代表还半开玩笑地做了一个类比，“今天如果巴黎圣母院重建了，是不是应该把它从名录上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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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一条中轴线上，九个归属部门
2024年8月，北京中轴线上的天坛公园，高温依然无法阻挡游客身着厚厚的古装在这里游玩留影。（视觉中国 / 图）
每一个申遗项目都是极为庞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最为核心的申遗文本的编制、背后的学术研究、遗产点的未来规划，到文物本体的保护，以及不可移动文物周边的环境整治。
北京市文物局制定的“三年行动计划”，把2020年至2022年间所有要做的事情，拆分为48项工作。“一项一项地落实，这是文物局要做的，那个是交通局要做的，这个是体育局要做的，那个是西城区政府要完成的……当时北京市委、市政府把它放到了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的协调机制里面，两星期协调一次，来检查整个这48项工作的进度。”吕舟说。
早年申遗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种复杂的系统工程。1987年，六项中国古迹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包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明清故宫、长城、莫高窟、秦始皇陵、泰山。清源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源文化）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荣说：“著名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亲笔撰写了长城的申遗文本。但申遗的核心要点并没有变，要讲清楚：它的突出普遍价值是什么、真实性与完整性、如何进行保护管理，并需要划定区域。你需要给它划定一个区域，核心区多大，缓冲区多大。”
2000年，中国发布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大约也是从那时开始，我们国家的文物保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张荣说。
2009年起，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清源文化在吕舟教授的指导带领下，组建了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保护、整治设计团队，并于2010年受北京市文物局委托编制《北京中轴线预备名录申遗文本》。
这个团队首先要面对的，是中轴线上各个组成部分的管理权限问题。
对于文物保护工作来说，管理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中轴线上各个遗址点的归属管理单位不一致，给管理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上级单位非常复杂。”清源文化副总经理雷娴说。
雷娴的团队配合北京城市规划研究院做了《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中“遗产管理”部分的制定工作，《规划》中一张“管理架构现状示意图”充分说明了“复杂”程度：正阳门的上级管理单位是北京市文物局，天坛则归北京市林业局管理，属于林业系统，而太庙则归管于北京市总工会……据官方数据统计，中轴线上15个遗址点分属9个不同的上级管理部门。
由于天坛是一处独立的世界遗产，很早便有自己的规划。2022年，为了配合中轴线申遗工作，天坛的管理单位启动了第三版规划。
天坛遗产区面积达到273公顷，是中轴线上面积最大的遗产要素，“所以保护利用是有层次的，既要维护天坛完整的坛域格局，又要加强保护从祈年殿，到丹陛桥，一直延伸到圜丘坛建筑群，这条轴线贯穿的遗产核心区。”参与《天坛文物保护规划》的总工程师项瑾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天坛既具有文物属性，又是北京市民平时休闲晨练的公园，天坛管理部门在外坛设置了适量的活动场所与游憩设施，以满足作为公园属性的市民休憩需求。此外，保护规划设计了不同组合的展示路线，主要参观线路建议沿北京中轴线从天坛西门即祈谷坛门进入天坛，这也与明清时期祭天仪仗线路基本符合。
尽管“非常复杂”，但雷娴并不认为有进行机构调整的必要，“调整起来很有难度，因为它们的权属和功能都有一定的基础”，再者，“我们会有一个衔接机制来加强沟通，申遗成功后，还是各归各的权属来管理，这样也比较高效”。
不少网友提出申遗成功后是否有遗址点的通票，雷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项目组曾讨论过门票问题，“但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计划，因为权属上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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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退：化整为零，“申请式退租”
北京钟鼓楼附近的胡同。（视觉中国/ 图）
“先农坛是整个文物腾退工作的重点。”聊起中轴线上的文物腾退工作，吕舟多次提到了先农坛。
古代的先农坛是祭祀社稷神的场所，与天坛隔着中轴线对称布局，面积极大，和天坛不相上下。而目前先农坛对外开放的面积，只占到整个先农坛面积的不到16%。
1950年代初，由于很多单位迁入北京，首都人口也开始剧增，很多单位也找不到办公地点，“所以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很多单位、很多老百姓就陆续搬进了这些历史古迹当中，这是历史问题。”夏凡说。也是在那时候，很多机关单位搬进了先农坛，如北京育才学校，以及最早的专门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训练基地北京先农坛体校等等。
“三年行动计划”里，清源文化的主任工程师王帅参与的一个项目便是先农坛的环境整治。“里面的单位太多了，它们的建筑覆盖扰乱了原先的建筑布局，我们这次环境整治只是试点做了一小块面积。”王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一小块地方原先是空旷的祭祀道路，后来成为了投掷类运动的训练场馆、一个网球看台，还有一个餐厅，“四周建筑密密麻麻的”，这次整治，就是尽量还原出这条祭祀的道路，“这是一个见缝插针式的复原”。
考验团队的一个难题是，既要让这条路重现出来，又要重新规划运动场地，“我们和体校协商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我们可以在里面做一些事情，但是要保证他们的训练。”团队清理出祭祀道路后，在两边做了球场，“还绕着围墙做了跑道，”王帅指着地图说，“这些体育设施以后还会向市民开放。”
除了祭祀道路，先农坛内庆成宫的院落也已经被完整腾退出来，但还没有对外开放；育才学校的搬迁也已经在时间表上，就等着新校区建成。“先农坛的腾退，要不是因为中轴线申遗，根本就腾不出来，这里面都是很大的单位，就是因为中轴线撬动了，这些遗产点才能以更从容和更舒展的状态呈现出来。”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庞书经说。
张荣意识到，“政府希望通过中轴线申遗做一个抓手，来解决北京老城的保护问题”。北京老城的保护，不仅仅包括文物单位内的腾退，也包括老城内民宅的腾退。
像北京的太庙，也就是如今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位于午门前的西侧，所谓的“左祖右社”，左祖就是太庙，右社就是社稷坛。夏凡记得，之前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也有很多民居，“前年这些住宅陆续搬出来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住在太庙当中，当时他们全都搬出来了。”
夏凡的家就在被划定的北京中轴线遗产缓冲区，离核心区也很近，“就在国家大剧院后面”。在夏凡的印象里，北京老城这几年一直在做街巷的治理，“比如之前胡同都是土路，后来铺了柏油路；之前我们都是生的炉子，后来都变成了电暖气；胡同里面原来有电线杆子，上面的电线非常乱，后来电线都埋到地下，变成地下的电缆……都是这几年陆续出现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中轴线申遗应该会把整个腾退的进程加快”。
夏凡的家也在被腾退之列。腾退的政策，之前强调必须是整院搬迁，一个四合院内所有住户必须全部同意搬走，你才能搬。“当初我们院子有一户没同意，所以当时整个院子就没走。”从2023年开始，强调不是非得整院搬迁，如果有一户不同意，就留下，剩下的那四家人就可以选择搬走。
庞书经看到，老城街区里对历史风貌影响特别大的，很多都是公房的违建。他在“三年行动计划”中负责的是钟鼓楼片区的环境整治，面对的正是老旧“公房”的腾退问题。
北京市的公房有着复杂的变迁史，早年是各单位分的公家房子，后来演变为北京市“直管公房”，住户有租用权，而且租金非常便宜，由于租用权可继承，好多住户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给公房加盖等违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钟鼓楼片区违建的问题，70%-80%出现在公房上面。”庞书经说。
当地政府面对公房租户，给出的方案是“申请式退租”。如果租户同意退租，政府给予一定的货币补偿，居民可以拿这笔钱购买政府指定的某个定向房源。“这个政策的前提是自愿。”庞书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时在钟鼓楼西北侧一个小片区域先进行了申请式退租，差不多1.02公顷的区域，有70%公房的居民采取了自愿退租的方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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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始料未及的鸽子笼
北京钟鼓楼附近一处鸽舍风貌前后对比。（受访者供图 / 图）
站在中轴线的正阳门箭楼上，向西南看去，是一大片的北京老胡同平房区。北京人管这一片叫做大栅（shí）栏（lànr），这是老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
负责这一片区环境整治的副总工程师张光玮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了一张她拍的照片，那是她站在正阳门箭楼上拍的大栅栏照片，一些与整体风貌不协调的建筑被一个一个标示出来。“你看这个六层建筑，跟周边的平房相比尺度较大，又刷了亮眼的黄，需要适当调整，屋顶的设施也得清理规整。”调整后的立面利用门窗洞口弱化体量，整体刷成了青灰色。
“几乎是一户一案”，张光玮用“针灸”来形容这几年对大栅栏片区的整治，“烟囱怎么改、室外机怎么办、贴的瓷砖要不要改，每一户的方案都不一样。”大栅栏片区有上百的住户或者商户在三年整治计划中进行了“针灸”。
在钟鼓楼片区，城市风貌的整治工作在“申请式退租”工作之后变得更加顺利。庞书经参与编制了《北京中轴线风貌管控城市设计导则》，这个《导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为7.8公里的中轴线遗产区划定缓冲区。占到老城面积60%的缓冲区，其保护利用与空间治理，“到底以什么样的目标愿景，以什么策略手段，以什么工作标准来实施推进，相当于制定了一个工作手册。”庞书经说。
高出屋顶天际线的钟鼓楼，映衬俯瞰着周围的四合院街区，从元代一直延续至今，在整条中轴线缓冲区的居民区里。“钟鼓楼片区的历史风貌、空间肌理和历史景观相对都比较稳定，历史沉积也相当厚，可以说又稳定又厚重。”庞书经说。
正因此，它面临的问题和张光玮负责的大栅栏片区不大一样。后者的商业单元更多，所以在治理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做非常大的动作，只能在外部可动的部分进行一些恢复性工作”。而钟鼓楼一带则是大型的居住街区，除了做屋顶的整治之外，还关注到了公共空间、院落。“要动屋顶，势必涉及屋檐下居民的生活，所以不得不从一个单纯的屋顶治理，变成一个综合治理，不然工作是开展不了的。”庞书经说。
“切入点肯定是屋顶。”庞书经认为首先要保证的是街区与钟鼓楼之间的对比映衬关系，即所谓的“历史景观”，“连绵起伏的四合院屋顶肯定是非常鲜明的历史景观和特征，这个特征需要我们通过治理的方式把它保护好”。
屋顶的问题，除了被覆盖、被维修扰动之外，最显眼的就是很多“新长出来的东西”，包括家用的生活设施，如空调外机、太阳能板，以及排风道、烟道等。但最让整个团队始料未及的，却是老北京市民的心头好之一——鸽子。
当时编制《北京中轴线风貌管控城市设计导则》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屋顶上的鸽子笼会成为问题。秋高气爽时节，如果漫步在北京老城，经常会听到一声声悠远的鸽哨。“鸽哨是中轴线上活态的文化遗产，代表了老城北段传统的生活形态和生活趣味。”庞书经说。
北京市民养鸽、赛鸽，有着悠远的传统。梅兰芳养鸽子，王世襄也养鸽子，还写了《鸽经》，但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王世襄，都不曾把鸽笼放在屋顶上。“我们看了1953年的历史照片，钟鼓楼片区屋顶上是没有任何鸽笼的。”庞书经认为现在把鸽子笼放在屋顶上，是后来居住条件越来越紧张的结果。
从高空俯瞰，鸽子笼很容易被识别。它们采用了最简单的搭建方式，用的材料是颜色出挑的蓝彩钢瓦、红彩钢瓦，或者白色的泡沫板，体型庞大，架在屋顶上，有的瘦高，有的矮胖，“跟整个连绵起伏的四合院的屋顶风貌不协调”。
对鸽舍的治理方式很快被确定，既要把它留在这儿，同时又让它的颜色、空间、形态各个方面，根据老城的气质，让整个空间协调统一，不使其影响到中轴线的历史风貌。
一开始，庞书经以为这是小事一桩，“不就是重新做一个笼子嘛”，但是标准制定出来之后，居民们并不买账。对他们来说，这个笼子，内有乾坤。“你们不懂养鸽的事儿！”庞书经记得这是居民们对他的反馈。
和鸽户们坐下来好好谈了之后，庞书经才知道这里面有那么多门道。鸽笼分巢笼区、网笼区和跳板区。巢笼区就是鸽子休息和育种的地方，网笼区是鸽子平时起居活动的地方，跳板区则是鸽子起飞的地方，如果参加赛鸽，跳板区还要有电子感应器。巢笼区是封闭的，会有很多小盒子。
鸽舍一定要做得大，因为鸽舍内部的卫生，需要人去清理。每天的粪便、换羽季的羽毛，人要能钻得进去，就要足够大。庞书经最早一版的鸽舍设计都不高于1.2米，加上内部的隔断，人进不去，整个设计就作废了。而且每个鸽户蓄养鸽子的数量不一样，有的几十只，有的几百只，一个标准化的鸽笼设计方案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最后只能是一笼一案，做更加精细化的设计。有了这些前期的学习和座谈，“鸽户们才同意了”。庞书经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理想状态中的鸽笼‘不高于屋脊’‘隐形’等等这些要求，最后都没有彻底实现，最后的结果其实是我们的治理要求和居民蓄鸽、养鸽的刚性要求相互妥协下来的结果，这个其实就是共同缔造吧。”
最后造出来的鸽舍，庞书经让顶部变平为坡，与周围四合院的坡顶有了呼应，“色彩和材质都做了相应的设定，这些具体的个案最后变成了一套新的标准，成为其他片区改造鸽舍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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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遗产里的人
北京中轴线西北部的什刹海，2023年10月即景。（视觉中国 / 图）
“为了中轴线的申遗，居民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在钟鼓楼片区治理的这几年，最让庞书经感念的是市民们的付出。比如为了不让太阳能板掩盖屋顶，市民被劝导换用电热水器，尽管也有政府的采购补贴，但毕竟多了一项支出。
也有很多不愿意腾退的居民。据夏凡观察，不愿意搬走的主要有两类人，第一类是老人家，市区各种生活设施都比较方便，老年人看病也近；第二类就是有小孩儿的家庭，老房子所在的学区吸引他们留在老城。
这条中轴线不仅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代北京城的宏大建设，如北京北面的奥运村、鸟巢、水立方就位于中轴线的北延线上，在一些微小的城市背面，它带给人们的影响也“无微不至”。
事实上，探讨人与文化遗产的关系，近些年来一直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趋势。
世界遗产项目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旗舰项目，响应的国家极多，公众热情与国际影响也很大，“教科文组织要怎么回应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它关注的重点逐渐地会从单纯的保护转移到新的问题上来。”吕舟说。
“保护是一个手段，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保护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以是讲故事，讲一个文明的故事，不仅仅向别人证明我们有伟大的文明，而是讲这些遗产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具有更大的意义。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人把他的葡萄酒产地差不多都划进世界遗产了，这仅仅是要保护吗？这绝不仅仅是保护，背后有它内在的发展逻辑在里面，甚至是商业逻辑。”吕舟并不讳言文化遗产背后的商业逻辑。
从2013年开始，每年，吕舟都会带着团队参与世界遗产大会、考察各地的世界遗产，与各国专家进行交流，同时也了解世界遗产的发展变化。他主编过《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变化中的世界遗产2013-2019》，关注的是世界遗产的发展趋势，“世界遗产的理念一直在变化，拿我们国内来说，最早申的就是故宫、长城，偏纪念物，最大，最壮美。但是这几年慢慢关注到人和遗产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会申云南茶园，要是在1980年代，不可想象会把一个茶园申成世界遗产，但是它体现了人类村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张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吕舟也曾考虑把北京中轴线周边的历史街区，如钟鼓楼周边、什刹海、前门，放进遗产点里去，后来经过反复评估，“还是觉得，这些可能很丰富，很符合今天世界对文化遗产的兴趣点，但是它会冲淡故事核心，我们还是要突出故事的主线，理想都城的秩序，强调在秩序上。”吕舟说。
但是吕舟承认：“世界遗产的趋势一定是和当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密切，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和当代人的生活联系。”
申遗成功之后，很多人都说这只是一个起点。比如钟鼓楼片区，覆盖了北锣鼓巷和什刹海的一大片区域，以鼓楼为中心，四面八方整个都是平房街区，“现在真正落实了申请式退租、启动了人口疏解工作的只有西北片区，但是什刹海那一边，其实都还没有开始，这个工作应该会作为中轴线可持续发展的工作落实下去。”庞书经说。
老城区的人口被腾退之后，要重新植入什么样的业态，是一件更加考验当地人智慧的事，夏凡说几年前他曾参与了一些业态更新的项目，居民搬走之后，政府会改造装修老房子，再出租给新的业态，“有做酒吧的、做工作室的，也有做民宿的，也会有有钱人来购买，大家都在探索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造要符合老城区的风貌”。
张光玮说大栅栏片区也面临业态更新的问题，尽管目前这一片区还居住着大量的社会服务人员，城市空间与商业业态也与他们有共生的关系，但张光玮认为城市的更新是需要陪伴它慢慢地成长，“虽然我们的工作对象是物质的东西，但是物质的东西背后是复杂的社会主体，这个主体里面有人，有管理制度，有政府，我们的角色是在其中提供专业的意见，它的发展趋势是由很多力量合力完成的。”
北京人吴桐也许更加怀念在老城胡同里的漫步，她喜欢的街道宽度是“人的尺度”股票配资体验金，“后来有了汽车，为了效率，城墙被打开，都市街道就基本都是为交通工具设定的了。北京的道路变得极宽，中间还隔着栅栏。”她会和南方周末记者谈起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雅各布斯说，街道是城市的客厅，越丰富，就越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