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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与金庸先生终于在人民大会堂见面。
为什么说是终于呢？
因为这次会面历经重重困难，途中还差点“泡汤”了。
而其中最大的两个困难，也是让保卫部门最为头疼的事情：
金庸先生早年曾到过台湾与蒋经国会面，并不能确定其政治立场。
毕竟对方是公共人物，媒体影响广泛，万一其后有不好的舆论该如何收尾。
金庸先生并不是一个人来，他想要携带家属随从会面。
保卫部将他们的担忧告诉邓小平，希望能够得到确切答复，
要不要以防万一，拒绝掉金庸来访北京想要见邓小平一面这个请求。
但邓小平却对这两个顾虑不以为然：
“不用计较这些问题，这都是小事情，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这不禁让安排会面的工作人员感到疑惑，
为什么邓公可以如此信赖金庸呢？他究竟是如何考量的？
但他什么也没说，转身去安排相关事宜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邓小平在此之前便对金庸了解颇多。
书粉
邓小平也期待这次会面很久了。
他是实实在在的“金庸小说迷”，每晚睡觉前都要看一会儿金庸的作品，有时是《射雕英数传》，有时是《天龙八部》。
他可以说是金庸在大陆最早的那批“粉丝”之一，
他接触到郭静、乔峰等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时，金庸的小说在大陆还是“禁书”。
但他真正为之着迷的不是那些情节，而是他觉得故事里的人很像自己，他因着自己的经历，与那些主人公产生了共鸣。
金庸笔下的人物形象立体，有血有肉，他们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也是。
纵观邓小平整个跌宕起伏的人生，有三个“大山”，也有三个“低估”，也就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三起三落”。
他在回忆人生过往时，曾两次笑称：
“我这个人就是在过山车呀，过山车就是落起的过程，而我就是三落三起”。
他在政坛的经历和金庸笔下的郭靖、杨过何其相似。
邓小平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面对困境时，不曾言弃、不断奋斗的精神。
落难时期，这些虚构的人给了邓小平很大的鼓励，支撑着他度过那段日子。
金庸在书中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不同与以往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它不仅仅是侠义，还包括了爱国之情，国家大义。
不是武功高强就可以成为侠，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并为之而努力的，也是侠。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也正是邓小平喜爱金庸武侠小说的原因之一。
“三起三落”中，邓小平收藏的金庸的武侠小说被意外毁坏，这是他的一大痛事。
1973年，重新工作后，喜爱金庸的邓小平终于是忍不住了，于是他请认识的朋友帮他买一套金庸小说。
由于不知道具体是哪天到，书籍运送的过程中，邓小平每天都叫警卫员去邮局看看有没有他的信件。
很快，厚厚的一捆新书从邮局拿了回来。邓小平迫不及待地打开，满纸油墨香扑鼻而来。
他爱不释手，睡前读了很久，躺下之后还多次起身看着桌上的书籍，心中分外满足。
但除了对金庸作品的喜爱，邓小平成为他的书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金庸生于浙江省海宁市，祖籍江西婺源，虽1948年移居香港，但他对祖国爱得深沉。
相互赏识
金庸本人对政治极为关注，他在政治上有自己的远见，也坚决拥护“一个中国”理念。
他曾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如今的局势看，一个统一的中国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香港、台湾、大陆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如果我有幸看见中国统一，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
因此，在邓小平看来，金庸先生的政治立场足够证明。
其虽曾在国民党的邀请下到访台湾，但并不可能因此改变其政治态度。
而这给予了邓小平突破会面的两大困难的决心。
事实证明，邓小平对金庸了解透彻。
对金庸本人来说，这次会面也是他实现愿望的机会，他本人也极为钦佩邓小平。
金庸也同样认为邓小平独特的人格魅力，像极了自己笔下的英雄。
作者都对自己写出的人有种特别的情感，也因此，金庸对于邓小平总有种亲切之情。
“如果有机会一睹他的风貌，真是一件人生大事，荣耀至极啊！”
这句金庸对着媒体说过很多次的话，很快在1981年的夏天应验了。
当他收到来自北京的邀请时，心情十分激动。他没有任何犹豫地就接受了邀请，发通讯表示感谢大陆领导人，并且提出了一个愿望。
他想在参观北京的行程中，能够跟邓小平见一次面。
这次党中央邀请香港和海外知名人士前来，本就是为了推动“改革开放”，而提出这一政策的就是邓小平。
金庸的请求看起来合情合理。
得知此事的邓小平也十分激动，很快，安排工作走上日程。
但是经过调查，金庸先生的两个问题成为了两人之间会面的障碍。
其一，金庸曾经收到国民党的邀请，到访台湾。
历史遗留问题造成大陆、香港、台湾三方引起了对“一个政府”问题的探讨，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陆方面坚定不变的底线。
但是当时，台湾方面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
金庸先生于1973年去过一次台湾，正是这次对台湾的访问，引起党中央的警惕。
国民党单方面邀请金庸去访问台湾，希望能够把金庸拉到他们这方阵营。
金庸为了了解所写的小说为何在台湾成为“禁书”，最终同意去一趟台湾。
当时，蒋介石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从事工作，所以接见的任务就交给了其子蒋经国。
蒋经国在见面的过程中，多次企图要金庸接受国民党的台湾“独立”观点，并且还带他去参观金门。
金庸在参观金门的途中，本是兴致勃勃的，
但当他看到战争遗迹时，一股热血冲上心头。
他愤怒地面对着遗迹的方向说道：“看这满目苍夷，这是中国人的悲哀，如若可以，我最想看到的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统一的政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陪行的国民党官员一听，脸拉垮下来。
他们自此知道了金庸一直坚持的是一个政府的原则，明白不能把他拉到自己阵营了。
而调查此事的工作人员了解这件事的前后原委后，上报给了党中央。
此时，虽知道了金庸先生的政治观点是一个政府，但没有明确支持哪方，因此保卫人员还是有所顾虑。
如果金庸不支持共产党，以他在香港文化圈，乃至世界华人文化圈上的影响力，在会面后他添油加醋地写出一些对党中央不好的言论，或是诋毁党中央，则就会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而眼下，是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
邓小平在知道这些顾虑后，立即否认道：
“金庸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况且，不管他是否与国民党方面见过面，会见的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先不论邓小平的书迷身份，作为国家领导人，他的态度正是体现了我国对台湾的态度。
他不避讳台湾问题，正体现我国对台湾问题的开诚布公。这个问题只有积极解决，哪有“讳疾忌医”的道理。
但没有了政治方面顾虑后，另一个家属随从问题却尚未解决。
在早前落实接待人数时，金庸先生表示此次北京会面，他将会带着夫人林乐怡和两个孩子。
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困难，为什么会成为两人会面的顾虑之一呢？
其实是因为金庸的妻子林乐怡身份有些特殊。
大国包容
林乐怡是金庸的第三任夫人，在此之前他与杜冶芬、朱玫，都曾有过婚姻。
她曾是酒吧的服务生，与金庸身份悬殊。
金庸与她在酒吧一见钟情后，想要马上想和她在一起。
但是他当时是已婚的状态，因此，他坚决地跟朱玫离了婚。
他与第二任妻子的离婚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在世人眼中，相差29岁的他和林乐怡并不是因为爱而在一起的。
但是世人的看法并没有影响金庸对林乐怡的喜爱，他高调地带她去参加各种应酬，去认识各个不同圈子的人，带她结识自己的好友。
他们二人在香港，每次出现在公开场合，都会引起周围人的不断讨论。
公关部门担心，金庸带着这位新夫人来会面，会让别人误以为共产党支持金庸休妻另娶的行为，从而产生什么不好的言论。
娱乐这摊浑水，能不蹚就不蹚。
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这些都是他个人的生活问题。但从法律上来说，他与新夫人已经结了婚，就不能区别对待。”
“他和他的妻子同行，本就是应该的，来者都是客，只是多加了一个人而已，哪里有主人嫌弃客人来得多的道理嘛！”
邓公的这番话让公关部门突然醒悟，只要我们这边没有过错，那么金庸先生的私人生活，又与政治何干呢？过于计较，倒显得我们小家子气了。
于是，见面这事终于敲定了。1981年7月，金庸携夫人在香港搭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
飞机上，金庸不断整理着装，隔不久就要妻子帮忙看看领带有没有歪，上衣有没有弄出褶皱。
妻子林乐怡笑道：
“本来我就有些紧张，你叫我这样帮你打打领带，弄弄衣服，就会搞得我更加紧张的嘛，你快停歇一下吧。”
金庸知道妻子在打趣自己，但是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仰慕已久的邓小平，他就会下意识地担心自己的着装不得体。
这是件大事，他想要呈现出自己最好的仪态。
7月份的北京，室外炎热，是出门不多会儿就大汗淋漓、衣服粘在身上的程度。
但是这抵挡不住金庸和邓小平见面的热情。
7月18日这天，还没到会面时间，邓小平就在福建厅等着了。
所以，金庸一进到大厅就看到了站在大厅门口的邓公。
他扬起笑容，连夫人都抛在了后面，快步走上前并远远地将手伸了出去，急着跟自己的偶像握手。
而邓小平也是快步迎上去，两个人双手紧握，相视而笑。
这不仅仅是两个隔空“好友”的相见，金庸是邓小平回归后接待的第一个香港人，这也是香港与大陆的友好见证。
邓小平亲切地问候道：
“以前都是在报纸看到，现在终于见到金庸先生真人了，欢迎你们一家的到来，希望你们玩得开心嘛！”
而金庸也携妻子林乐怡对邓小平的问候做出了回应。
“哪里，我们才是对邓公你仰慕已久，终于相见了。”
众人随即走向座位。入座时，邓小平发现了金庸为显重视，在酷暑难耐的夏日穿了一身正统的西装。
他怕金庸太热，还对他说了句：“不用拘礼的，你可以把西装外套脱掉，北京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这样会闷坏的了。”
两人刚坐下不久，见金庸还是很拘束，邓小平撇了一眼桌子发现了烟灰缸。
他是个老烟民了，又想起了警卫员说过金庸也喜欢抽香烟。
为了缓解金庸的拘束感，他示意警卫员把他的熊猫牌香烟拿过来，时不时地拿出一根递给他：
“金庸先生，我们两个人一起抽烟，以后就是烟友了，我们就像朋友一样聊聊天就好了嘛，不用紧张的。”
金庸接过烟，看着他脸上和蔼的笑意，心里一松，气氛终于缓和起来。
其后，二人交谈甚欢，得益于邓小平对小说的喜爱和金庸对政治的深刻见解，他们什么话题都能聊上两句。
厅堂中时不时响起几声欢笑，这场会面二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
在说道金庸笔下的英雄时，金庸把邓小平比做是郭靖：
“在我写过的所有人物中，郭靖与其他人相比，不论是气度和风骨，还是对待国家的热忱和民族大义方面都是最强的。而邓公你就像是现实中的郭靖。”
邓小平听到这话放声朗笑：“你说像就像吧，但是我还没有郭靖那般有侠气，还需要努力呀！”
而在当前的国内外局势上，金庸也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
邓小平表示，现阶段“改革开放”尚在推进过程中，中国接下来的主要目标要放在加强建设上，特别是经济建设。
金庸对此表示同意，他认为民生才是一切的基础，先行发展经济，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幸福感，是至关重要的。
会面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很快，金庸便起身准备离开。
这次见面让邓小平对金庸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眼前这个儒雅的男人，真正有江湖一般的胸怀写出笔下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他一路相送到门口，握着金庸先生的手对他郑重得说：
“党中央永远都欢迎金先生的到来，希望金先生能够多多来会谈，每年都来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直到晚年，金庸仍然清楚地记得这次见面的各种细节，经常和身边的人说起邓公打趣他的事。
这场会面在当时的社会各界引起了一阵轰动，对大陆和香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北京回来后，金庸在香港乃至世界华人文化界的地位大幅度提高。
虽然此时的他已经封笔了，但他仍然称得上武侠小说界的开山鼻祖。
有记者问金庸：这次会面后的感受是什么？
“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80年代时，金庸的书只能在境外购买，但是在会面后不久，他在大陆的市场彻底打开了。
大陆的出版社纷纷连夜加急赶印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为了当年的畅销书。
而在这之后，金庸也一直在关注着邓小平的新闻。
1984年，邓小平在同“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会谈中，就香港回归展现出的强硬态度让他大为赞叹。
随后，邓公根据香港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同样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与赞扬。
金庸甚至高调地在他所创办的《明报》上如此评价：邓公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20世纪最伟大的构想，是中国共产党智慧的结晶。
但1997年2月19日，在香港回归的前夕，邓小平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毛主席曾评价其“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这句话是对邓小平的高度肯定。他一生功勋显赫，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在中国香港逝世，至此，这段友情彻底画上句号。
邓小平与金庸的友情跨越了政治与文学的边界，两人虽身份不同，但都在自己的领域，为中国的建设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对于两人之间的会面以及他们跨领域的友情股票怎么杠杆交易，各位读者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